左手叉腰，右手持“号”。
昂起头，98岁老红军马章锁以标准的司号员姿势演示军号吹奏。那份激昂，让记者动容。
“父亲不常说他在部队的事。”小女儿马淑芳说，只是常在饭前饭后或父亲下楼锻炼的时候，听到他哼起嘀嘀嗒嗒的调子。
“我没为国家作啥大贡献，而且都是过去的事了……”这些年，不喜张扬的马章锁很少提及自己的革命经历。年岁渐老，马章锁有关战斗细节的回忆，已在时光中化作遥远的“光点”。然而，提起80多年前当司号员的经历，他的记忆立刻清晰起来。
“为穷人战斗的事业是多么神圣，比吃饱饭的意义更大”
1924年，马章锁出生在宁夏盐池一户贫苦农家。7岁时，母亲因病去世。不久后，做货郎的父亲在走街串巷中“不知所踪”。年幼的马章锁和两个姐姐靠放羊艰难度日。
直到12岁那年，马章锁意识到，“外面的世道变了”。1936年，红十五军团骑兵团驻扎在盐池境内，派出小分队到各村宣传抗战形势，动员群众当红军打鬼子，保家卫国。
“我那时年纪小，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们讲的道理。”抱着“跟红军走能吃饱饭”的单纯想法，马章锁和两个伙伴一起报名参军。
起初，部队首长见马章锁年幼体弱，将他分到骑兵团团部，后来又调整到卫生队。目睹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护百姓，为穷人战斗的激情在马章锁胸中燃烧，他执意要去“能扛枪打仗的部队”。
“你这么小，上战场不怕牺牲？”
“不怕！你们咋打仗，我就咋打仗！”
马章锁的坚决，打动了上级领导。他被编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成为一名通信兵。
1938年，年长了两岁的马章锁个头高了，力气也足了。他跟着通信参谋学习吹奏军号，担任司号员。
彼时，全民族抗战的大幕已经拉开。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大青山地区，创建发展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同敌人展开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面对日本侵略者不断发起的疯狂扫荡，马章锁所在部队开赴绥远，与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共同抗敌。
“那天，我和战友冲进一个院落时，看到一个日本兵的刺刀上正挑着一个小孩子……”忆及往事，马章锁几度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军号泣血。“我一下子感受到为穷人战斗的事业是多么神圣，比吃饱饭的意义更大！”马章锁把至纯的革命信念，系进军号上飘扬的红绸里；把对敌人的痛恨，融进奋力吹响的号声中。
“司号员与司令员一字之差，身后同样是千军万马”
马章锁曾犯过一个严重的错误。
有一次，骑兵团行军途中路遇土匪。“司号员！”团指挥员康健民向马章锁喊道，“听我命令，三连冲锋、二连待命！”事发突然，刚担任司号员不久的马章锁一时紧张，把军号吹成了“二连冲锋、三连待命”。幸亏康健民发现及时，重新下达了命令，才没有影响战斗进程。战后，康健民严肃批评马章锁：“再发生这样的事，非杀你的头！”
康健民的话如一记重拳，直击马章锁心底。再次拿起军号时，他感到沉甸甸的分量。“司号员与司令员一字之差，身后同样是千军万马。”马章锁意识到，军号是一支部队的“传令官”，司号员工作出一点岔子，付出的代价可能是许多战友的生命。
“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指挥员的命令准确无误地传递出去。”自此，马章锁一门心思练本领，想方设法学习吹奏军号的技巧。
冬日清晨，战友们还在睡梦中，马章锁已早早起身来到山头，迎着凛冽的寒风练习。他的嘴唇被军号磨得肿了消、消了肿，每次训练结束，小号里都能倒出水来。后来，马章锁的号声再没出过一次差错。
“战场上，司号员是很危险的岗位。每一次发起冲锋，司号员总是第一时间跃出战壕，以号为令调动部队。”马章锁说，冲锋号一响，敌人的火力闻声而来，先朝司号员的位置打。马章锁已记不清，他熟悉的各营连司号员中，有多少人倒在他们自己吹响的冲锋号的余音里……
“小马子，我记得你是我的司号员！”
“没错，当时您差点一枪崩了我。感谢您手下留情……”
多年后，马章锁与时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的康健民重逢。回忆当年那次失误，两人谈笑风生。当烽火硝烟散去，在旁人看来，那是一段遥远的回忆。对于亲身经历过战争凶险的两位老兵来说，那是留在心灵深处难以抚平的痕迹。
在另一个“战场”吹响“冲锋号”
与许多老兵不同，多年来，马章锁没有特别珍藏的军旅老物件，甚至连那把随他征战多年的军号都没有留下来。
“他也觉得有些遗憾。”马淑芳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跟着部队走南闯北，一直奋战在国防工程建设一线，“打起背包就出发，哪里需要哪安家，来不及收拾太多的行李。”
上世纪50年代末，随最后一批志愿军将士从抗美援朝战场归国的马章锁，在另一个“战场”吹响“冲锋号”。
当时，马章锁所在部队秘密开赴大漠深处，执行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和原子弹试验场建设任务。
“广袤的戈壁滩上到处是机器的轰鸣声，部队官兵和施工人员昼夜在建筑工地上忙碌。”马章锁回忆，为“两弹”做窝的过程并不容易：冬天“黄毛风”一刮，寒冷刺骨；春秋季狂风骤起，飞沙走石，吹得人睁不开眼；夏天，毒辣的太阳仿佛总不落山，晒得大地如同蒸笼。“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提前完成了外国专家口中‘不可想象’的任务。”马章锁自豪地说。
那些年，马章锁跟随工程兵部队转战南北，凿山开路。如今，许多工厂、公路仍在国家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住帐篷，喝苦水，斗风沙，父亲把‘以场为家，以苦为荣，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作为自己的誓言。”后来，追随父亲脚步来到新疆马兰基地服役的马淑芳，愈发深刻体会到父辈的筚路蓝缕。马章锁曾专门到部队看望女儿，马淑芳至今记得，那天，父亲骄傲地对她说：“看，你们住的房子走的路，都是我们当年修建的！”
1978年，担任原第二炮兵工程技术总队副总队长的马章锁，调回宁夏担任原银南军分区顾问。“我是从贺兰山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从大字不识一个的‘泥腿子’成长为军队干部，离不开党组织和这片热土的培养。”他教育3个女儿，要永远跟党走、世代报党恩。
2018年10月1日，国庆节。清晨6点，一声嘹亮的军号，划破宁夏军区银川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的宁静。那一天，我军恢复司号制度，军号重新在军营响起。
“听到阔别已久的军号声，父亲十分激动，鼓着腮帮、瞪大眼睛，好像又回到多年前的战场……”马淑芳说。(解放军报 本报记者 单慧粉 特约记者 路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