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万物不仅为人类的生息繁衍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也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心灵慰藉。有形有色的自然很容易引起人类的关注，同时，也使得我们开始进一步欣赏自然，将其描摹图绘，或是为了形象记录，或是为了美学欣赏。实际上，这种描绘本身就是一种博物学实践。博物学是人与自然打交道的一门古老学问，它的最大特征便是在互动中完成人类对自然的观察与记录，而图绘其形正是其中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比抽象的语言描述更能形象准确地把握自然的特征。
世界各地一直都保留着图绘自然的传统，我们可以把这一类绘画统称为“博物绘画”。既然称其为“博物”，那么这类绘画一定要反映画者对自然的观察，呈现出自然物的显著特征，换言之，博物绘画不一定描绘得最为逼真，但一定要将其最鲜明的特征表现出来。这种以真实观察为基础的绘画，传统上主要用于图像化的记录自然物，或是艺术化的捕捉自然美。随着科学的兴起，博物绘画分化出新的功能，用以辅助自然科学研究，最常见的便是生物科学绘图。
博物绘画在中国古已有之，我们的祖先很早便以绘画的形式记录着这片土地上的动植物。五代宫廷画家黄筌所绘《写生珍禽图》颇具艺术表现力，画家在尺幅不大的绢素上描绘了大自然中的众多生灵；清代蒋廷锡所绘《塞外花卉图》中，记录下他在塞外观察到的66种野生花卉。这两幅绘画看似只是个例，人们印象中更多的是重视笔墨的梅兰竹菊等题材的写意之作，但在传世的大量绘画作品中仍不乏博物绘画，它们还有待于人们深入发掘。
中国博物绘画在二十世纪初才真正走向独立发展，伴随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科学性的博物绘画逐渐为国人所熟知。这类服务于科学研究的绘画被应用于我国自然科学等研究领域，其中创始性的代表画家是冯澄如。他在二十世纪前期绘制了中国最早一批生物科学绘图，并创新性地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与西方科学绘图形式相融合。新中国成立后，这类博物绘画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生物资源普查以及动植物志书的编纂推动了生物科学绘图的发展，这类博物绘画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代表性的成果便是历经半个多世纪陆续出版的《中国植物志》和《中国动物志》，两套丛书汇集了众多画家的数万幅作品，由此逐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生物科学绘画风格。
进入21世纪，随着大型动植物志书编纂工作的完成，服务于科学的博物绘画创作进入低潮阶段，但全社会对自然生态的持续关注，赋予了博物绘画新的使命：逐渐从单一服务于科学研究转变为对公众的科学普及和艺术熏陶。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之前从事专业科学绘图的画家逐渐使自己的创作风格更贴近大众审美需求，以达到科学与艺术宣传并举的效果。如中国当代知名生物科学画画家曾孝濂，早年为科学专著绘制了大量反映生物科学特征的作品，近年来他绘制了更多反映物种多样性的生态主题作品。这类作品在科学表现物种特征的前提下，巧妙地将众多物种及其生态环境融为一体，在向观众传达生物信息的基础上，生动诠释出和谐自然的生态美学理念。传统生物科学绘图为了科学地展现物种的显著特征，一般并不表现现实中的光影变化，有时候只用墨线图来呈现，但曾孝濂在博物绘画中强化了光影效果，明暗的对比使得画面更富于变化，更加符合现代观众的艺术审美需求，这些调整和改变也成为当前中国博物绘画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例证。
现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积极参与到图绘自然的活动之中。与之前经过培训的专业科学绘图画家不同，他们有着各自的艺术背景，并巧妙地将自身具备的艺术技能融入创作当中，使得现阶段博物绘画展现的主题和艺术风格有了极大的拓展。这两个博物绘画的主要创作群体不断融合交流，是当前博物绘画发展的好兆头。
2021年10月，由中国提出、凝聚各方广泛共识的“昆明宣言”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正式通过，彰显了我国对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决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也为博物绘画的发展带来全新的契机。这门描绘自然的艺术将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和补充，人们将在科学与艺术融合的视觉图景中，不断提高自身素养，重新审视自然，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作者：王钊，系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副研究员)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06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