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8月13日电 (徐婧)中国古籍，主要指1912年以前书写或刻印的书籍，包括汉族古籍和少数民族古籍。汉族古籍多以繁体字、文言文形式著成，且无现代标点符号，常令民众“望而却步”。
为方便今人阅读利用古籍，不少专业人士正从事着古籍的研究、整理和出版工作。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副主任胡珂，自200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至今，与古籍相伴已有17年。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胡珂介绍，若从孔子整理儒家经典算起，中国古籍整理大约已有2500年历史。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奉皇帝诏令，校勘整理了大量先秦典籍，这是有确切记载的第一次官方大规模古籍整理工作。
如今的古籍工作更具系统性和专业性。她表示，现代古籍整理工作继承了古代校勘、刊刻经史的传统，并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先进的理念和种类繁多的数据库加持，但仍然是个“大工程”。
现代古籍大体包括影印、点校、注释、辑佚、今译等形式。以古籍点校为例，整理者需要尽可能透彻地研究相关典籍，了解其在历史上的编纂过程和流传情况，搜罗该书重要版本并厘清源流，详细比对不同版本的文字，同时参考其他传世或出土文献，综合考量，改正古籍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各类讹误，以期获得相对准确的文本。在此基础上，还要根据文献具体内容，对古籍文本施加标点符号、划分段落，以便阅读。
“一部古籍整理作品的出版周期，往往与古籍的规模、难度、整理深度等直接相关。”胡珂坦言，像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这样的超大型项目，历时20年才最终完成。
胡珂研究生毕业进入中华书局不久，便担任古籍整理书籍的责任编辑，近年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出版工作中。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的总称，被尊为“正史”，涵盖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方面内容，共计3213卷，约4000万字。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华书局组织整理并编校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被誉为“国史”标准本，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
正在进行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通过全面复核、校勘各部史书，将形成一套体例规范、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全新升级本。2013年至2021年，已出版修订本11种、62册。
可喜的是，这项宏大的工作并不乏年轻人的身影。胡珂告诉记者，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目前共12人。包括她在内的8人是“80后”或“90后”，最年轻的出生于1997年。“近年来选择投身古籍整理事业的年轻人并不少”，她表示，这些毕业于中国古代文史专业的年轻同事爱好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较快胜任工作。
近年来，战国楚简和秦汉简牍等出土文献不断涌现，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对传世文献的研究成果丰富。胡珂介绍，中华书局近年出版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是出土文献整理的代表性成果，获得了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则是传统文献整理的代表，已出版的《史记》《辽史》分别获得了第四届、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放眼未来，数字技术为古籍整理带来了更多可能性。胡珂称，以中华书局古联公司为代表的古籍数字化机构正探索古籍自动标点等技术；该公司开发的“中华经典古籍库”截至去年已上线资源累计约20亿字，成为专业领域内的权威古籍数据库之一，这些都为学术研究和古籍发展提供了助力。
在她看来，要让古籍进一步“破圈”，应研究不同读者需求，设计出普及性古籍整理作品。“比如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学术价值很高，但对大众读者仍有一定阅读门槛。”她希望能选取其中有代表性、可读性的本纪、列传，约请优秀的一线学者做注释、翻译，让普通读者能更轻松地阅读，体会其中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
当前，胡珂所在的历史编辑室还承担标点本《资治通鉴》修订本、《新辑宋会要》《三朝北盟会编》等重大出版项目。“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更好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胡珂的工作初心，也是她对古籍整理的长久希冀。(完)